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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隱性 ” 司法權也導致產生警察權被濫用的
制度空間。例如，有些本來應當被界定為犯罪的行
為，公安機關卻不按訴訟程序交公訴機關提起公
訴，而是作為行政違法行為予以治安處罰或者勞動
教養，這種情況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已是屢見不
鮮。在“ 鄭春標、劉宗方、鄭偉森、項海波搶劫、
詐騙立案監督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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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在被檢察院立案監督之前，
兩名嫌疑人明明有重罪嫌疑，卻被公安機關作出勞
動教養（現已被廢除）三年和兩年半的處理，在被
檢察院立案監督之後，最終法院對一名嫌疑人判處
無期徒刑，對另一名嫌疑人判處有期徒刑五年。無
期徒刑和勞動教養三年、有期徒刑五年和勞動教養
兩年半，對同一行為經公安機關的裁決和經法院的
司法審判前後結果差異如此大，可見公安機關擁有
對危害社會行為違法性質的判斷權和對治安處罰、
勞動教養的裁決權後，行政權不僅向司法權延伸，
行政權被濫用的空間亦非常大！
公安機關在受理報案時對危害社會行為界定
為治安違法或者刑事犯罪的判斷權，使警察權有超
越司法權的可能。這是因為公安機關對行為性質的
判斷和分流主宰了此後對該行為的處理程序，而檢
察機關、法院只能被動地接受公安機關所啟動的程
序。雖然檢察機關擁有對公安機關的立案監督權，
但倘若公安機關根本不將某犯罪行為以刑事案件
處理並以刑事訴訟程序制裁該犯罪行為，而是採取
了行政程序對某犯罪行為予以治安處罰或者勞動教
養，甚至公安機關明明發現了犯罪行為而根本不予
理睬、不予立案，即不進入任何法律追究的程序，而
受害人又沒有向檢察機關和法院控告公安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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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則檢察機關和法院根本無法獲知此犯罪行為，無法
推動犯罪行為進入刑罰制裁的視野。
( 三 ) 存在理論解釋的困境
1. 違法犯罪所依據的質變量變規律難成立
我國法學理論在解釋治安違法和刑事犯罪的區
別時，引用了哲學中的“ 質變量變 ” 理論，認為治
安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未達到構成犯罪的“質
變”程度，而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則引起了質的
變化，構成犯罪。這種質變的關節點則是：在數額
犯中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
部一起確立的犯罪數額標準；在情節犯中，是“情節
惡劣”；在結果犯中，是“嚴重後果”。“質變量變規
律 ”成為我國法學理論在解釋將危害社會行為二元
界分時的理論支點。例如，儲槐植教授在解釋犯罪
的定量因素時，用 H
2
O 的三種不同形態即冰、水、
水蒸氣來比喻犯罪、需要勞教的罪錯和治安違法行
為，從而得出量變引起質變的結論
15
。儲槐植教授
還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釋說：“被偷一分錢通常未必產
生受害感，而被盜一萬元則肯定會造成傷痛。可見，
量的變化顯然會在人的心理上形成質的不同。”
16
其實，冰、水和水蒸氣之間無論其形態與物理
性質有多大的差別，它們的本質是一樣的，它們的
化學分子式都是 H
2
O，儲槐植教授所引用的這一例
證並不能證明犯罪在社會危害程度上的量變引起質
變規律，而恰恰能夠證明所有危害社會行為並沒有
質的區別，只有量的差異。同時，被偷一分錢和被
13. 〈鄭春標、劉宗方、鄭偉森、項海波搶劫、詐騙立案監督案〉，載於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報》，2001 年，01 期。
14. 有些犯罪行為沒有直接的受害人，如聚眾賭博行為，介紹、容留賣淫的行為等；而有的犯罪行為的受害人不願再出面反對公安機關的處理方式，
如強姦行為的受害人，被拐賣的婦女等；有的犯罪行為的受害人已經死去，如兇殺案件中的受害人已經被殺，其親屬也尋覓不到等；也有的受害
人雖然反對公安機關不追究犯罪人法律責任的做法，但不知曉有哪些途徑可以糾正公安機關的行為。從我國公安機關的權力來看，可能發生對
上述犯罪行為不予立案、不予偵查，或者發現犯罪人也不予追究的“ 暗箱”操作情況，而檢察機關和法院也無法獲知犯罪行為及公安機關的“ 暗箱”
處理情況。
15. 儲槐植：《刑事一體化與關係刑法論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273 頁。
16. 儲槐植：《現在的罪刑法定》，載於《人民檢察》，2007 年，第 11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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